致力中日友好的人 户毛敏美

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的某间中国语教室里，61岁的户毛敏美教授手拿中国剪纸倒“福”给学生讲解春节。这是去年2月的一堂课。3月8日，她说今天是中国妇女的第二个生日，但日本妇女没享受过“国际妇女节”，希望你们中的每一位成人后推动政府给妇女一个法定假日。7月1日她复印了香港回归知识资料分发同学。9月29日，“你们记住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她说：“25年前的今天日中恢复邦交”。10月1日，她给学生描述天安门广场放礼花庆建国的情景。11月12日，她提问学生“最近，哪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了日本？”12月张家口地震，她挂出地图，指着张家口的地图说：“有力量的同学请帮助他们吧。”98’迎春联欢会，她和学生合唱“大海啊，故乡”。于是，有学生问她：“中国算是您的第二故乡吗？您是共产党员吗？”户毛答：“我算第二故乡里的半个中国人。”

中国人的宽容与善良确实感动了我们很多在中国度过战败投降后最初一段日子的日本人

“1936年，我生于中国哈尔滨，父亲是兽医。”户毛敏美回忆道，“那时，他在中国东北培养优质种马，职务是种马场场长。我生后第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效忠天皇，却厌恶战争。中国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做了一个正直的日本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他的种马场里，有一些中国工人，其中有被称作‘危险分子’的地下抗日人员。那时，日本军队常抓中国人做劳工。但被抓去的中国人却鲜有生还者。我父亲总是以种马场需要为由阻止日本军队来抓走在该场工作的中国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生活立刻变得艰难。那时，作为战败投降的日本国民，都认为报应来了，理所当然要受中国人欺侮，一些人弃儿逃跑。可中国人没有报复普通日本人，他们严格区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并且抚养了日本弃子。父亲生前就多次感叹地对我讲：‘要是中国人战败了，他们的孩子，我们日本人能抚养吗？’中国人的宽容与善良确实感动了我们很多在中国度过战败投降后最初一段日子的日本人。这也是我迄今不计一切为中日友好工作的缘故吧。我懂事后，父亲对我明确地说：‘日本军队不是进出中国，是地道的侵略。’我小学三年级，日本战败。1946年，在白城子，父亲加入民主联军。新中国建立后，他作为技术留用人员受到人民政府重用，他的技术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发挥了作用。

“我的小学阶段是在哈尔滨、白城子、齐齐哈尔、长春、吉林度过的。由于父亲随解放军转战，每到一座城市，我就在那座城市念一段小学。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办日本人子弟小学，以让我们不废学业。课本都是从日本邮寄过来的。这一点，我父母非常感激。对比在日本军队控制下，整个东北中国人都被强迫学日语，不许讲母语之事实，父亲生前常念叨：‘中国人心胸宽、谋远虑。’

“中国全国解放前夕，父亲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办的‘长春兽医大学’工作，1949年12月上调北京，于是，我离开了生活13年的中国东北。

“原北京十二中是我学习中文的起点。此前13年我虽然人在中国，却生活在日本人圈子中。到了十二中，中文从零开始。老师对我说：‘你必须生活在中国人中间，中文进步才快。’于是，我首次离开家庭，住进集体宿舍。一进入中国人的环境，才知道周围一些同学的亲属被日本军队杀害了。我老师的断臂也是日本军队残害的结果。自然地，我生出了负罪之心，甚至怕同学欺负我，骂我‘鬼子’。因此，处处谨慎，避免犯错误。但学校的教育是‘对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者要区别对待’。渐渐同学们对我都友好起来了。50年代，同学们建国热情高涨，学习竞赛连续搞。我们成立了互助组，一门心思‘多学知识，做对祖国有用的人。’当时的中文学习非常艰难，没有字典、收音机，全靠死记硬背。每晚，熄灯后，打着手电暗记老师的新词发音。我发誓：‘欲真正溶入中国人中间，中文要完全过关。’一年半后，我考上高中。那一天，我去同学家玩，事先，同学没有介绍我，事后，她母亲问她：‘你带来的同学是南方人吗？’于是，全宿舍买橘汁庆贺我：‘中文合格’。

“中国人民大学的四年大学生活，奠定了我的中国文化知识根基，尤其是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那时，廖承志先生也曾给我们上课，讲红与专之关系，三好之关系，翻译业务与素养，他学习《矛盾论》、《实践论》之心得。我认为毛主席的‘两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中国人民领袖对20世纪的两大贡献。至今，在我处理问题的时候，仍运用‘两论’做指导。我在新中国的八年，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念，中国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情操深深影响了我。中国对我如‘雨露滋润禾苗壮。’带着禾苗壮的感恩之情，1958年，22岁时回到母国——陌生的日本。当时的感觉如同远嫁的女儿泪眼望娘家。”

满头白发的户毛敏美对“娘”的感情表现之一，自她做教授起，一年给“娘”100万日元。1996年4月，户毛被关西外国语大学聘为教授。此前，她自称“穷人”。当她得到教授工资数月后，找到中国驻大阪总领事刘智刚：“我有钱了，给你处理。”于是，捐给中国希望工程100万日元。1997年，又是100万日元。云南麻栗坡一所希望小学落成。“今年还是100万，直到我见马克思。”刘智刚说：“你不富裕……”户毛摆手：“我受教育，是中国人出钱培养的，现在这钱培养中国孩子应该的。”

户毛回国后，以她良好的中文，找一份收入较丰厚的工作不难。但她只想把所长服务于中日友好。那时，中日尚未建交，日本的执政者还对新中国持敌对立场。一些致力于中国友好的日本人就先从发展中日贸易作起。“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工作人员收入微薄，并被右翼称作危险分子。1964年，她进入该组织。“那时，民间贸易阻力很大，日方赴华按犯罪论处。中方来日举办展览会，日本、台湾特务极尽破坏之能事，我和同事甚至性命难保。每次中国代表团下榻饭店就是难题，日本饭店不接受，华侨饭店勉强同意，一经特务恐吓，就反悔。”户毛回忆。在铁杆朋友的饭店里，她有时在外面站岗，有时做翻译，有时化妆成路人反侦察。为使展览会“安然无恙”，最好办法是动员市民参观。人多势众，右翼难下手。一次，右翼分子对着图片举起生鸡蛋，被市民擒住。最多时，户毛及同事动员了152万人参观。新中国展览使部分观众改变了“可怕的共产主义”的观念。年轻人对新中国感兴趣，志愿加入该协会。户毛形容建交前的中日民间贸易，如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提着脑袋干事。

1971年10月25日，户毛激动难忘。该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春暖河开的日子快到了”。1972年中日两国冰冻之河终于融化。户毛形容她的组织由地下转为地上，游击队变为正规军。此时，中国建设急需外汇，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日间贸易合作逢天时地利人和。由此，一年中，户毛的大半年时间出差中国。

做贸易的同时，户毛所属组织的另一工作是发展日中友好会员，推动中日友好。会员由最初的15人发展到500多人是户毛及她的同志奋斗了30年的结果。

30年的中日穿梭，户毛为“娘”尽孝多少，无法量化，“我，半个中国人嘛！”户毛用此言谢了所有感激她的中国人。

1994年，58岁的户毛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退休了。第二人生如何度过，她谢绝了日绵实业——一大公司的高薪聘请，选择“关西外国语大学”做中国语课的临时讲师。她设定的新目标：“培养新一代日中友好人士”。她认为，战后日本主张日中友好的人，第一代源于历史、战争、负罪感等，第二代赖于经济维系，第三代青年，对中国所知过少，甚至偏狭，对日中关系史、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宽广胸襟了解得很不够。户毛的使命感让她决心使日本孩子“雨露滋润禾苗壮”，多一些中日友好“接力者”。

1994年始，户毛用她地道、纯熟的中文教授一批批学生。单教语言，不是户毛目的，把“相关中国的一切渗透到孩子们心中”，她运用了中国人的“谋远虑”。正如开篇描述，户毛利用纪念日渗透内容。渐渐，她的办公室里满是渴求的眼睛。当学生亲见老师陪同邓小平、王震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的照片、老师在北京与中国主席江泽民的合影时，认定户毛先生“货真价实”。原来学英文、西班牙文的学生也转到她门下。两年后，她被聘为教授。

教授了四年中文的户毛，翻着她做贸易时，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感慨：“培养新一代的工作比做成几笔买卖更有意义。赚钱是这辈子的荣华，培养人是几辈子的功德。”

她算了一笔账，评估做教授的意义。58岁教中文，一年200人，干到70岁，便有2400人会中文。2400人进入社会，每人在日在华拥有2－3名中国朋友，知己知彼，友好交往，她也不枉吃22年的中华料理。

户毛的“雨露滋润”已有收获。1997年她的学生中5人考取了中国的一流大学。20多名学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学生改选户毛先生的中文课。上百名学生寒暑假旅游中国后，学习态度明显变化，主动提问和阅览中文报刊的人数增加，因而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每年大幅递增。